当欲望成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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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6-10-18 18:49:47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国中学生报》编辑吴若梅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是一个高一男生打来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吴若梅宣告: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马上!
“行啊。”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可是,为什么呢?” 休 闲居 编 辑
“我周围的同学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说。“行啊。”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
的语调,“那你和谁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气壮。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那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你爱她吗?打算和她结婚吗?”
“我们俩长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为什么?”
“我根本不喜欢她。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欢我。”
“那这事儿你和她商量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她一定会同意。她特别喜欢我。”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将来的妻子,在结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你……”
“那绝对不行!”没等吴若梅说完,男生斩钉截铁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来肯定要和这个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来碰到一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吗?”
“嗯……那也是……”男生犹豫了半天,又执着地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家有钱,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当然可以。”吴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声音还是很平静:“可是找小姐,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呀……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考虑,还有法律问题呢?”
她慢悠悠地说:“你现在闭上眼睛,试着想像一下那个场景,警察进来了,把你抓住了,他会问你问题,比如:你叫什么?你的身份证呢?你还是个学生吧,哪个学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赌,不出4个问题,就能把你问哭,你信吗……”
来来回回40多分钟,那个男生最后叹了口气说:“吴老师,你说服我了,我不做了。”
听到这句话后,吴若梅终于松了口气,说:“我很感谢你。”
“谢什么?”男孩儿大惑不解。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而不是草草地就进行了。感谢你这么信任我。”
话虽这么说,吴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当编辑之余,她从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并在北京电台《今夜私语时·青春版》担任了8年嘉宾主持,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太多了”。家里、办公室里,成百上千封信中,随便抽出一封,不是讲述青春期情感的,就是谈论性问题的。“讲女生怀孕的事儿,每星期至少会有一封。”据吴若梅所知,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体检中,某区就检查出了3位已经怀孕两三个月的女中学生。
“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对张引墨来讲,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
“我几乎是被动的。”她笑着说。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今天就见面吧。
张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换个时间吗?
受访者:不行!就今天。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
于是,张引墨常常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疲惫地赶到约定地点———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要两杯饮料,就着薯条和烤鸡翅,开始谈论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难于启齿的话题。
只要谈话一开始,张引墨的疲惫很快就消失了。很多时候,是受访对象一个人侃侃而谈,她很快便由一名访问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
促成张引墨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在她作为《中外少年》杂志8年编辑的过程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在尚未具备处理性行为应具有的知识和心理能力时,就开始了尝试。对于后果,他们更是知之甚少。
问题似乎远远不是发生性行为本身那么简单。
让人印象颇深的,是受访的13个孩子中,在描述拥抱或接吻的感受时,很多使用了“温暖”这个词。
一位女孩子这样说:“我觉得抚摸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能让人安静下来。我不记得小时候父母是否给过我很多亲吻和拥抱,就记得小时候去一个阿姨家玩儿,晚上和她的小女儿一起睡觉,阿姨给我们关灯之前吻了我和她女儿的额头一下。我当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因为我妈妈从没有那么温柔地吻过我的额头。”
对于他们来说,接受一个异性作为“朋友”,慢慢开始恋爱,再发展到产生“性”,除了青春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渴望———渴望有人陪伴,渴望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关爱,渴望在枯燥的学习之余,还能拥有一点属于这个年纪的浪漫、新鲜和心灵的自由。
让张引墨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男生的话。她问一个男生:即便产生了性冲动,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排解,比如去跑步,或做运动,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发生性行为呢?
那个男生回答说:当然可以,只要你非常喜欢跑步,而且跑完了心理感到非常满足都可以。这个男孩子喜欢下象棋,可他没有时间,除了坐在书桌前学习外,他不能有任何选择。“就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不然就会产生压抑的感觉。考大学是一条简单的路,不能使人产生兴趣。”
“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孩子们都住在一个一个的单元里,孤单单的。”一位高三时发生性行为的女孩儿,在接受访问时说:“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来,就会觉得这个男孩或女孩对你,要比你的父母对你好得多。”
这种孤单的感觉,张引墨认为成人是根本无法了解的:他们很早就要起床、上学、上课,课间和午休的时间很短,激烈的竞争使同学间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友情。然后是放学回家,家长在不在都一样,因为他们要写作业,家长也尽量不去打扰他们,就是有交谈,内容也全部是学习和考试。深夜,睡觉,睡醒了,又开始同样的一天。
“一个女孩子跟我说:放学回到家的那一刻,真正的孤独就开始了。她的父母都属于白领阶层,收入很高但工作很忙,常常很晚才回家。她在家里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至多是看看电视,接几个电话,通常连电话也没有。这种孤单就这么持续着,直到第二天她再去上学……”引墨突然控制不住地流泪了:“都在谴责孩子,早恋,去网吧,发生性行为,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他们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是盲目的,有时则带有功利色彩。女孩儿通常以为,通过发生性行为,可以将男友永远地拴在身边;男孩儿则希望以此将感情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还包括一点“成人”的仪式和可以炫耀的资本。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让生活再来一次,这13位受访者中的大多数,都不会选择在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感到后悔,或者发现自己做错了,而是他们渐渐发现,那并不是“爱”,至少,不是爱情的全部。他们轻率地将“性”误解为“爱”,将“爱”缩减为“性”。
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每一封都讲述了自己的情感故事,以及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如果说,《玫瑰》一书披露的中学生性问题已经让不少读者大惊失色的话,那么张引墨收到的这些信里讲述的故事,足够让不了解青春期世界的人惊恐万分。
寄自福建沙田的一封信:
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有不少比您书上所谈的内容要严重得多。例如:我们这里的中学生,从初一开始,已有一半的男女生做过那件事了,有的怀孕跑去堕胎,完了之后,每所学校及一些人便会知道;就在前不久,我校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生下了一个男孩……
寄自四川的一封信:
我们学校很多男生,包括大部分女生已有过这种经验,并且从各种杂志(包括黄色杂志)、影碟(包括黄色影碟)及部分大人(不包括父母、亲戚)那里知道、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像和我玩得特好的那个W,他初一有的性经验,到现在高一,就交了14个女朋友,发生过关系的就有6个(不包括接吻、爱抚),而且第一次100%不用安全套,以后发生关系,均由女方去买安全套,他从未买过一次。除了女朋友外,他还有“炮友”,即不是男女关系,而是双方都有“性”方面的需求的朋友……
一个北京的女生写信讲述她好朋友的故事:
她才和那男生见过一次面就说自己已经爱上了他。说得还很痴情呢!认识的第一个星期就做了那事!后来没多久就怀孕了,检查出已经5个月了!后来只好打胎,胎盘是透明的,那男生拿着胎盘嬉皮笑脸地说了一句:“拿这个回家泡酒喝不错嘛!”……
写信的女生最后问道:“这世上到底什么叫‘爱’?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爱’?每个人都把恋爱当做是一场游戏。男生这样,女生也这样。真是可怕!……我很怕去爱一个人,也怕被别人爱上,总是和身边所有的人保持一段距离……我不敢想我自己!失恋的故事听多了,我现在把人看得太透了,我不想以后会怎样……”
想想到她面对这种情形的惊恐和无助:一个人在最应该对未来怀有梦想的年纪,却对最美好的感情产生了难以修复的怀疑和恐惧。这本身已经很可怕了。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性教育?”孙云晓说:“那肯定不只是性知识的教育,它应该还包括性道德、性美学、性法律、如何与异性交往、如何维护友情等等,当然,更应该包括如何处理异性之间的感情,如何去爱一个人,如何成长为一个人。”
“最后的决定,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
在大多数家长的印象中,青春期性行为最重大的后果莫过于“怀孕”。但其实对孩子来讲,这虽然也是一件“天大的事”,但远不如“让家长和学校知道”更大。
就在前不久,吴若梅接到一对青春期恋人的求助电话——女孩子怀孕了,而且已经有10周了。这两个高三的孩子,都是“被老师看好的学生”,他们迟迟没有去做手术,就是因为不想让家长知道,周围的同学也一直在帮他们四处筹钱。他们向吴若梅打听哪里会比较便宜。据他们所知,最便宜也要400多元钱,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两个人相爱,到发生性关系,在一个信息如此开放和青少年生理早熟的社会里,我们不能去指责他们。但是安全呢?他们没想过。去便宜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正规的医院———做手术,会不会有术后感染或其他问题?他们也没想过。但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这才是他们最应认识到的‘责任’。”
但是,对于那些盲目地、不是因为爱情而发生性关系的人来说,丧失了对自己“责任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在张引墨收到的来信中,一封女孩子的信让人不寒而栗:
“……后来跟一个认识才四天、交往才半天的男朋友做了,好后悔。我怎么就这么贱啊,就这么简单、轻易地把女孩子最宝贵的东西给出去了,我就像潘金莲一样是个荡妇……后来,我怀过一次孕,因为太小了,不敢去医院,只能买药吃,吃了之后有人告诉我,如果感染了,大出血,还会死人,天啊,我当时手脚都软了……当时是10月份,天挺冷的,肚子痛得那么凶,脸色又苍白,所以害怕学校和家里发现,每天就背着书包装着去上学,然后一个人跑到公园亭子里坐着,四面都吹着冷风,就蜷缩在角落里。现在想起来,自作孽!太惨了……我今年满17岁,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我这样的经历代表我是个坏孩子,还是代表成长的必然经历……”
而一封寄自浙江温州的信说: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你也许就是我的那丝希望,如果可以,请帮助我,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十分确定我患上了所谓的‘性病’了,可是,作为一名高二生,19岁(事实上虚岁才17)……跟家里人倾诉是绝对不可以的,不仅是害怕,更受不了妈妈的那种失望伤心的眼神……”
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这种在盲目地发生性行为后的悔恨、无助和无望,在孩子中是普遍的心态。
《玫瑰》中的一个女孩子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我觉得,以后为了赚钱,去做'鸡'什么的,也无所谓了……”
事隔几年,她顺利地升入一所重点大学,并重新开始一段真正的恋情后,才渐渐走出这个阴影,并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是:你有没有爱自己,有没有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把这件事想明白,再去做。如果你完全沉浸其中,把其他都抛在脑后,伤害自然会跟随其后。”
她用了5年青春,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更多的孩子,正处于没“想明白”便要行动的边缘。
对当今社会的孩子们来讲,单纯的性知识普及,虽然仍很必要,但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高中生,给他提供一些有益的书,他自己就能看明白。”吴若梅开玩笑地说:“如果能在高考试卷里加上这部分内容,就会更容易一些。”
但教育孩子如何去理解“爱”,如何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如何在做错事后,能勇敢地面对并正确认识自己,这些远远不是靠考试、做题或者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就能够完成的,不是靠考上重点大学就能实现的。
“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认为,性行为离我的孩子还很远,不必那么担心。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引导他们学会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学会处理自己的各种情绪,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草率地作任何决定,这才是最关键的。”
在吴若梅的工作经验中,这种引导是建立在平等、友善和诚恳的氛围中的,永远不能对孩子说:“不行,你不能那样做,那是错的。”她更倾向于坐下来和他们讨论,和他们通通信,打打电话,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苦恼和愿望,再共同设想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每个孩子都希望你的回答是针对他个人的,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
她提起那个向她宣告要发生性行为的男生的电话:“如果我直接说不行,也许连一分钟也谈不下去。但是,我希望他能感受到我是理解他的,我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这个结论是我们共同得出的:这样做不行。在他这个年纪和人生阶段,这样做所产生的后果,他无法承担。我想,他能够从我们的交谈中感受到,最后的决定,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
《玫瑰》中的一个受访者,在结束中学生活3年后,对那段经历做了这样的描述:爱情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学会爱是项很强大的生活本领。我用血和泪换取了“爱”的经验,得到了与异性相处的“真谛”,连滚带爬地长大,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别让我再过一次青春期,我已经幸运地、还算健康地从中逃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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