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最失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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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04-30 11:20:57
一、“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国中学生报》编辑吴若梅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是一个高一男生打来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吴若梅宣告: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马上!
休 闲居 编 辑
“行啊。”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可是,为什么呢?”
“我周围同学都有了,我也得有。”男生说。“行啊。”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的语调,“那你和谁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说。
“好啊。可如果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你爱她吗?打算和她结婚吗?”
“我们俩长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为什么?”
“我根本不喜欢她。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欢我。”
“那你和她商量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她一定会同意。”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将来的妻子,在结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你……”
“那绝对不行!”没等吴若梅说完,男生斩钉截铁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来肯定要和这个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来碰到一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吗?”
“嗯……那也是……”男生犹豫了半天,又执着地说:“那你看这样,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当然可以。”吴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可是找小姐,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呀……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考虑,还有法律问题呢?你现在闭上眼睛,试着想像一下,警察进来了,把你抓住了,他会问你问题,比如:你叫什么?你的身份证呢?你还是个学生吧,哪个学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赌,不出4个问题,就能把你问哭,你信吗……”
来来回回40多分钟,那个男生最后叹了口气说:“吴老师,你说服我了,我不做了。”听到这句话后,吴若梅终于松了口气,说:“我很感谢你。”“谢什么?”男孩儿大惑不解。“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而不是草草地就进行了。感谢你这么信任我。”
话虽这么说,吴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她从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太多了”。成百上千封信中,“讲女生怀孕的事儿,每星期至少会有一封。”而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体检中,某区就检查出了3位已经怀孕两三个月的女中学生。
在大家还在讨论性教育“应不应该进行”和“如何进行”时,青春期的孩子们早已开始了行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个令人吃惊的领域。这本书名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以下简称《玫瑰》),作者通过对13位在中学阶段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进行调查式的访谈,得出的结论让人瞠目———
在这13位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的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
二、“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敬佩这两位编采。
对张引墨来讲,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
“我几乎是被动的。”她笑着说。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今天就见面吧。
张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换个时间吗?
受访者:不行!就今天。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
于是,张引墨常常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疲惫地赶到约定地点————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要两杯饮料,就着薯条和烤鸡翅,开始谈论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难于启齿的话题。
张引墨讲述的一件事让《玫瑰》的另一个作者孙云晓念念不忘。
那是《中外少年》的一个中学生记者和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玩,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进了房间。“根本没有刻意地安排,而是孩子们觉得谁该和谁一起住,就和谁一起住。”这个小记者当时正上高中二年级。
另外一件事则带点悲剧色彩:张引墨的一位中学生朋友高考没有考好,因为在高考前一个月,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医院堕胎。更惨的是,堕胎之后的一个星期,这个女孩子还坚持参加了体育课的1000米达标测验。也正因为此,在以后的体检中,她的腹部永远留下了一块阴影。这个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每当上妇科学这门课时,她都后悔不已,并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丧失了当妈妈的能力。
孙云晓从这两个故事里感受到了一种“变迁的暗流”。
“我感到非常惊讶。现在的青春期孩子,早已从青春期的情感萌动,向勇敢尝试性行为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迈进一场静悄悄的青春期性革命,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西方上世纪196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也许就会在中国上演。”
更多的人,则是好奇地想试试,带着一种“成长的愿望”,还夹杂着“别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态。
“你不能理解吗?”张引墨问道:“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他们觉得他们在爱,他们希望有个方式表达。现在打开电视,登录任何一个网站,甚至走在马路上,全世界能够看到的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这样。”
三、“不和父母说,这是我生活的基础,是我的信仰,比宗教还厉害的信仰”
在《玫瑰》中,和13位中学生口述记录占相同比例的,是专家的分析、建议和大量的性科学知识,从两性生理结构的不同,成长中各个阶段的特征,到如何保护生殖器官、欲望的产生、避孕知识及堕胎可能产生的危害。
“生理卫生课?我觉得那是远远不够的。”孙云晓说:“现在的生理卫生或青春期教育课,最多可以告诉他们的,是一个受精卵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呢?他们一无所知。形成受精卵的性交过程是什么样的?一次做爱受孕的几率有多少?安全期是哪几天?哪些传染病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怀孕怎么办?征兆有哪些?流产的方式和危害是什么……
这些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知情权’。但我们不讲。
一个高一发生首次性行为的男生,形容整个过程很“粗糙”:“比如说,应该有个很好的环境吧。最好能洗个澡……反正我在心里是特别狼狈的……而且我们的动作也毫无美感可。……”
另一个在高三时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女生说:“我们是为了接吻而接吻,为做爱而做爱,为了证明什么所以要发生一件事情。”
“父母和孩子的感情比较敏感,他们会带有一种‘所属态度’去看:‘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能轻易让人碰’。”这是一个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的一个朋友曾对她说:“不和父母说,这是我生活的基础,是我的信仰,比宗教还厉害的信仰。”
四、“都在谴责孩子,早恋,去网吧,发生性行为,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问题似乎远远不是发生性行为本身那么简单。
让人印象颇深的,是受访的13个孩子中,在描述拥抱或接吻的感受时,很多使用了“温暖”这个词。
“在大都市里,孩子们都住在一个一个的单元里,孤单单的。”一位高三时发生性行为的女孩儿,在接受访问时说:“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来,就会觉得这个男孩或女孩对你,要比你的父母对你好得多。”
这种孤单的感觉,张引墨认为成人是根本无法了解的:他们很早就要起床、上学、上课,激烈的竞争使同学间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友情。然后是放学回家,他们要写作业,家长也尽量不去打扰他们,就是有交谈,内容也全部是学习和考试。深夜,睡觉,睡醒了,又开始同样的一天。
“一个女孩子跟我说:放学回到家的那一刻,真正的孤独就开始了。”引墨突然控制不住地流泪了:“都在谴责孩子,早恋,去网吧,发生性行为,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他们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是盲目的,有时则带有功利色彩。当然,还包括一点“成人”的仪式和可以炫耀的资本。
孙云晓一直呼吁在青春期学生中举办集体舞会,称其为“阳光下的性教育”。“在那种场合里,男生女生可以拉手,可以有适当的身体接触,同时又交换舞伴……”
五、“最后的决定,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
在大多数家长的印象中,青春期性行为最重大的后果莫过于“怀孕”。但其实对孩子来讲,这虽然也是一件“天大的事”,但远不如“让家长和学校知道”更大。
就在前不久,吴若梅接到一对青春期恋人的求助电话———女孩子怀孕了,而且已经有10周了。这两个高三的孩子,都是“被老师看好的学生”,他们迟迟没有去做手术,就是因为不想让家长知道。他们向吴若梅打听哪里会比较便宜。据他们所知,最便宜也要400多元钱,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在张引墨收到的来信中,一封女孩子的信让人不寒而栗:
“……后来跟一个认识才四天、交往才半天的男朋友做了,好后悔。我怎么就这么贱啊,就这么简单、轻易地把女孩子最宝贵的东西给出去了,我就像潘金莲一样是个荡妇……后来,我怀过一次孕,因为太小了,只能买药吃,吃了之后有人告诉我,如果感染了,大出血,还会死人……害怕学校和家里发现,每天就背着书包装着去上学,然后一个人跑到公园亭子里坐着,四面都吹着冷风,就蜷缩在角落里。……”
《玫瑰》中的一个女孩子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我觉得,以后为了赚钱,去做'鸡'什么的,也无所谓了……”事隔几年,她顺利地升入一所重点大学,并重新开始一段真正的恋情后,才渐渐走出这个阴影:“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是:你有没有爱自己。”她用了5年青春,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在吴若梅的工作经验中,这种引导是建立在平等、友善和诚恳的氛围中的,永远不能对孩子说:“不行,你不能那样做,那是错的。每个孩子都希望你的回答是针对他个人的,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
《玫瑰》中的一个受访者,在结束中学生活3年后,对那段经历做了这样的描述:爱情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学会爱是项很强大的生活本领。我用血和泪换取了“爱”的经验,得到了与异性相处的“真谛”,连滚带爬地长大,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个听完我采访的故事的学者沉默良久,感叹说:“现代教育有两个高于一切的目标,一个是培养合格公民;另一个是培养心智和情感健全的人——在社会、学校和家长的滔滔功利压迫下,这两个教育目标都是最失败的!”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让孩子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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