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首位艾滋患者:一次好奇让我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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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7-12-02 10:37:08
他出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农村山沟,家里祖祖辈辈才培养出他这么一个研究生,方圆几十里都曾以他为荣。
然而,人生中仅有的一次“好奇”冒险,仅有的一次国外红灯区的性生活经历,他就染上了艾滋病。从此,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住所,失去了亲朋好友,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一切。
12年前发现感染去年发病 他是深圳市第一个被发现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1992年出国学习时在红灯区染病,去年开始发病。记者面前的李意辉(化名)懊悔万分,艾滋病毁掉了他的前程,毁掉了他的一切。 休 闲 居 编 辑
李意辉目前住在东湖医院艾滋病收治区,病情症状在患者中还不算严重,只是持续高烧39℃。李意辉去年7月开始发病时,症状也是一直高烧,持续20多天,什么药物都没用。
由于发病前已经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李意辉经常阅读一些艾滋病方面的书籍,当自己持续发烧并且用感冒药物医治无效时,李意辉就警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因艾滋病毒感染而发病,就直接来到了东湖医院。
山沟里出的名牌大学研究生 记者在东湖医院病房见到他时,李意辉看上去挺年轻,憨厚朴实。
李意辉告诉记者,自己出生在湖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他靠着勤奋考上大学,又接着考上一所名牌大学读研究生,当时他是村里的骄傲。
1990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李意辉来到了深圳。
赴英培训在红灯区染上艾滋
1992年初,李意辉被派赴英国学习一年。到了英国,对艾滋病并没有深刻认识、又是第一次出国的他,对什么都充满新奇。就因为好奇,李意辉走进了一家并不高档的高危红灯区经营场所,搭讪了一个非常诱人的金发碧眼的姑娘,可他却没有意识到她的危险,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李意辉说,就是这一次,他倒霉地感染上了艾滋。
也就在这前后,大洋彼岸的深圳,他的爱妻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查出艾滋病毒后失去工作 1992年底,李意辉学成回国。按照有关规定,归国人员回深圳后要进行体检。
李意辉说,那是一个天昏地暗的日子。体检结果出来以后,有六七个人穿着白大褂、“全副武装”地去他办公室找他,结果“李意辉得了艾滋病”一下子成为整栋办公楼的爆炸性新闻。而这一天恰巧李意辉在家休息,那些人又立马赶到他居住的小区,小区里的邻居于是也都知道了小区里住着个艾滋病感染者。等李意辉复诊回来后,小区的管理人员马上要求他搬家。第二天,单位来电话说,“你从现在开始可以在家养病,不用上班了,工资会照发给你。”
家搬了一次又一次 当时李意辉还未发病,表面与正常人并无差别。而他每个月只能领着1000多元的基本工资过日子,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李意辉从小区里搬出来开始隐姓埋名过日子,家搬了一次又一次。之后由于无法正常工作,李意辉只好办了病退手续,每月只能领到700多元。
忍痛离开妻儿一个人住 李意辉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为了妻儿的身体健康,不让他们受到社会的歧视,李意辉每天吵着要和妻子离婚,可妻子就是不同意。这样吵吵闹闹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8年,妻子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他办理了离婚手续。幸运的是,妻子和儿子均未染病。
与妻子离婚后,为了不让妻子找到自己,他把电话号码换了,并经常变换住所。如今李意辉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儿,他说,心里好想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想儿子的时候,李意辉经常在放学的时候躲在学校附近的某个角落,远远地看望儿子。有时看到来接儿子的妻子,真想跑到他们身边去抱抱他们,但李意辉总是克制住自己,每次都没让对方发现自己。
曾在小岛生活了3年 李意辉被发现感染艾滋病毒以后,同事、朋友们都回避他。如今所有的朋友都与他没有了联系。
面对社会的歧视,面对自己无法生存的现实,李意辉说自己曾经从深圳消失了3年,躲到一个小岛上去了。在那个岛上,只有他大学时一个最好的同学陪伴在他身边,给了他无尽的关怀和鼓励,并为他四处寻医问药,可当时每月1万多元的抗病毒药物,他支付不起,只好放弃治疗。
从去年发病开始,李意辉每天必须服用抗病毒药物。为了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李意辉在医生的同意下,非常小心翼翼地开始隐姓埋名工作。
在李意辉的老家,他年迈的父母现在都不知道他患了艾滋病,李意辉说不忍心打击他们,家里姐妹中,他只告诉了他的大姐。大姐来看过他,经常打电话给他。
他曾经想到过死,可是他的死,父母会受不了,他还放不下自己的儿子,儿子还没有自立。他说他还要坚强地活下去。
记者手记:他是一个好人 采访李意辉的机会来得十分偶然。
当时,我采访完一个艾滋病重病患者,来到病房的阳台上,隔着窗户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子坐在病床上抹眼泪。我问身边的李剑医师,“他是不是艾滋病患者?”
李剑医生说,他是艾滋病患者,而且是深圳第一个被感染的艾滋病患者,病毒潜伏了10年,2003年7月开始发病。这一次因为病情发作,7月13日又住进了东湖医院。
“需要我帮助吗?”我推开病房门走到李意辉病床前,给他递上擦眼泪的纸巾和我的名片。
李意辉坐在窗前,没有正面看我,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并且条件反射似地把窗帘一拉,外面几乎看不见我们了。很久,他的情绪稳定了一些,才又说,“你是《深圳商报》记者,想采访吗?”他依然面朝窗户坐着。
“我和我们报社是真心想帮你,想帮所有的艾滋病患者!你有什么困难和苦水告诉我,好吗?”
李意辉终于把脸转过来,一张非常敦厚朴实方正的脸庞,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好,我接受你的采访,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所有的人一个借鉴,我的苦难能唤起政府和全社会对艾滋病人的理解与关爱。”
但是,李意辉仍然没有转过身来,在1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记者几次劝他躺在床上说话,可他一直没听。
采访过程中,李意辉的吊针已经打完,护士戴着塑料手套来给他拔针时,针口出了血,李意辉马上自己去拔针,不让护士靠近,并提醒护士注意血。从这个小小的动作,我感到,他应该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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