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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药房”为何难破上海药价“坚冰” “今年是(上海)药房的多事之秋啊！”这是记者7月15日采访“绿色联盟”常务理事单位、上海海佳大药房执行董事经理沈士达时他说的第一句话。 休 闲 居 编 辑 6月26日，上海“社会办”药店组成的“绿色联盟”首批10家药店被迫降价，此后急速扩张，目前参与降价行动的加盟店已超过36家，降价药品从100多种增加到500多种。 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医药流通市场一直是“针插不进”的铁板。但是，从5月份以来的一个多月时间中，这块“药价高地”却持续上演着“降价运动”。 然而，与表面的热闹截然相反：支撑着上海医药零售市场格局的制度和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使得“降价风暴”的前景扑朔迷离。 五大药房按兵不动“平价风暴”化为毛毛雨 首先推倒上海高价药市多米诺骨牌的是南昌开心人大药房。5月31日，以“比核定零售价平均低45%”的低药价搅动了整个南昌市的开心人大药房，在上海市杨浦区较为偏僻的松花江路开张，以同样的“平价”打破价格长期“虚高”的上海药品零售终端。目前，“开心人”每天的营业额基本维持在20万元左右。 受此冲击最大、也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规模较小的单店药房。6月26日，由“社会办”药店组成的“绿色联盟”(上海市杨浦医药零售科技促进会)首批10家加盟药房被迫率先做出降价反应，降幅平均达24.5%，降价品种100多个。“第一批10家降价只是投石问路，我们下一步是再扩展到30至50家，最后让协会里的所有成员都自愿参加。”“绿色联盟”的一位负责人说。 然而此时，把持着上海医药零售市场大半江山的华氏、国大、复星、雷允上、第一医药等五大连锁药房均表示“不盲目跟风”。7月2日，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胡秋信第二次坚定地对记者说：“我们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没有哪一种胜利是靠打价格战取得的。” 上海的“社会办”药店，是由上个世纪80、90年代各委、办、局下属的药店转制而来，目前有300多家，绝大多数是单一门店，势单力薄。“开心人进来之后，我们的营业额少了近1／3，”“绿色联盟”成员上海中达药店负责人说。 但若以市场份额来切分上海零售药市的蛋糕，所有“社会办”药店只占10%～15%，而五大连锁药房占据了60%左右，另外的25%左右则掌握在各区(县)的医药公司手中。除了首批降价的10个加盟店是比较“坚定”的常务理事单位之外，其他加盟店的“理念”还没有完全一致；而且，除了统一使用标志、统一降价的品规之外，联盟对其成员其实没有更多的实质性约束。 另外，“绿色联盟”的进货渠道大都是从五大连锁药房进货，如果五大连锁药房不降价，它们的进货成本就没有办法降下来，所以，“绿色联盟”的降价明显地是在自我“割肉”―――从去税后的20%毛利里“挖”。 因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开心人”和“绿色联盟”的冲击，社会效应大于实际效应。倘若要上海市药价大面积“破冰”，关键还是上海五大连锁药房有所“松动”。 其实，这些时间上海五大连锁药房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动作。“他们没有那一家不经常过来转转的。他们正在研究对策。”有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说，之前五大药房的口径比较一致，都说不降价，可能是经过协商，但是现在，他们正在慢慢“分化”。 7月4日，上海药市“五巨头”之一的上海雷允上药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下属的福济药房试探性降价，降幅为20%～50%。另有消息称，国大药房要在7月20日开出首个开架仓储式社区药店，且离“开心人”仅1000米。此间，关于五大药房降价的各种传言漫天飞。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上海五大药房目前的一些动作都是试探性的，是被迫做出的极小的反应，他们还无意于大面积降价。沈士达则向记者直言说：“我并不看好五大药房会大面积降价，上海药价要大面积破冰还是很难的。” 五大药房的心理屏障 此前，“平价药房”在南昌、南京、杭州、广州、合肥等中心城市势如破竹。开心人大药房在南昌开业两个月后，就带动当地药品零售价整体下降30%。 但是，从“开心人”到“绿色联盟”，“平价”药房在最后一个中心城市上海却只像是挠痒痒，并没有迫使占主导地位的五大连锁药房大面积降价。“上海当地的医药企业想要维持他们原来的价格体系。”上海开心人大药房总经理梁永强直言说。记者了解到，上海五大连锁药房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除了它们占据着药品零售市场份额的大半江山外，更主要的是它们手里拥有的两项权力：一是药品批发权，一是从药厂直接购进药品的进货权。 “药监局规定的，我们不能从厂家直接进货，更是不能批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达药店一位负责人很有疑惑地对记者说。据了解，“绿色联盟”旗下的“社会办”药店，既没有药品批发权，也没有直接的药品进货权(包括从上海市以及外地的药品生产厂家进货)，目前大部分的药品只能从拥有批发资质的五大连锁药房进货。这其中多增加的一道环节不仅增加了它们的药品成本，而且使自己的进货渠道被“卡”在五大连锁药房的手中。如果五大连锁药房不放手，相信“绿色联盟”的降价也不可能支撑很久。 而上海开心人大药房在开张一个小时后，就有供货商急匆匆找上门来，有的坚决要求把他们的药品撤柜，有的则将自己公司的药干干净净全买光，3天之内有近300种药品遭遇“撤货”。总经理梁永强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当地的供货商迫于同行的压力。这也就意味着，上海产的药品很大一部分的出厂权被本地拥有批发资质的医药零售企业把持着，如果没有得到这些企业的“允诺”，这些药品生产厂家也是不敢轻易就把药品卖给其他医药零售企业的。所以，开心人大药房很难低价直接从上海本地厂家进货，而上海市民习惯于购买上海本地厂家的药品，这必将使“开心人”和上海本地市民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 现在，“绿色联盟”只能采取一些权宜的解决办法：从外地进入上海且拥有批发资质的医药企业那里以现金交易等方式尽量获得低价进货，比如，它们降价之后的很大一部分药品是从去年10月刚刚进入上海的湖北“九州通”医药那里进货等。而开心人大药房更是采取了“倒货”的方式，“就象搬砖头一样，把上海产的、发往外地的药品再搬回上海来。”据了解，受流通费用和地域消费差异的影响，上海生产的药品出厂到外地和在本地的价格不同，通常外地价格反而比本地价格低。 行政垄断不破，上海药价坚冰难破 “这其实是一种行政垄断。”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级律师陈乃蔚向记者分析说。垄断一般分为三种：组织形式上的垄断、价格联盟上的垄断、行政权力干预所产生的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是当今中国存在垄断的核心和结症。“凭什么政府要指定批发商？五大药房的特殊地位是凭什么获得的？为什么要有专营权？”陈乃蔚分析说，这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营模式的一种残留，如果在同一起跑线上，五大药房就不一定有现在的优势了。陈乃蔚分析认为，在经营权利方面应该人人平等，不应该让有些企业从政府那里享受到特殊待遇；批发商凭借的应当是它的资金优势，能从厂家那里大批量进货，从而获得更优惠的进货价格，然后让小企业自愿地来自己这里再进货，而如果政府给予一些企业批发专营的特权，就会形成行政垄断，就像过去的电信等其他行业一样。 沈士达深有感触地说：“上海的药房是很规范的，但也是很保守的。”陈乃蔚则分析说：“上海在过去计划经济下做得很规范，但是不能死守过去。” 从另外一角度来看，五大药房难以大面积降价也有其自身的体制和经营机制的问题。他们通常的做法是“高进高出”，即从厂家高价进货，再高价批发给零售商(包括他们自己的连锁店)，零售商卖不出去则如数退还给厂家；因为不承担风险，不付现款，自然也很难从厂家低价进货。而且，五大药房公司与他们的连锁店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要使零售环节降价，必须先要进货和批发环节降价。因此，五大药房的一些连锁店利润空间很小，甚至是微利，有很多店经营困难，根本就没有办法降价。而九州通、开心人等之所以能从厂家低价进货，主要是因为他们用现款交易，并买断某一种药品，药品卖不出去等所有风险全由自己承担。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上海五大药房和各区的医药公司大多都是国有企业或有上市背景，要转变这种陈旧的运营机制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此前，曾有消息称，在未来1～2年内，上海医药零售企业将打造统一的采购平台，加速五大药房之间的整合和资产重组的步伐。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胡秋信向记者表示：“这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就要看下一步(政府的)方向是什么了。” （转摘自“中国医药经济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