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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预防自杀日抑郁患者首次公开“自杀隐私” “我是知情人，之所以现身说法，是因为我希望抑郁症患者，尤其那些有自杀观念、自杀未遂者看到后，能够体会到这一切并不丢人，要勇敢地和‘心魔’斗。”罗卫平说。他坦然表示，想自杀的人最怕的就是被人知道；但是他现在不怕，他希望人们能够爱惜自己的生命，远离自杀。
罗卫平曾经是一位优秀的高级法官，现在他是一名二级心理咨询师。不过，在9日举行的第四次“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上，罗卫平却表示，十年间他曾经是一位有严重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今天是第四个世界预防自杀日，罗卫平公开与“自杀情结”抗争的经历，他也是上海重度抑郁症患者愿意直面公众的第一人。
第1次自杀企图
“力不从心让我第一次有轻生之念”
罗卫平是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的高级法官、庭长，事业美满、家庭幸福。在1995年，44岁的他却突然陷入了人生的第一次低谷期。“我突然间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起来，有时突然趴在桌子上，半天就没有知觉地昏了过去，那时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在各大医院各科室每天看病，但就是查不出病因。”罗卫平说。最后在某个精神卫生中心确诊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其实，现在想起来之所以会患上抑郁症，是力不从心的感觉让我陷入无法自拔；当时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由我经手审判，眼看着国有资产的流失我却无能为力，我觉得这是自己的无能，并且怎么也无法走出来，我突然间对自己生存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好像我活着并没有太多用处。”罗卫平说，“当然，现在走出来了，才知道，其实完美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如果苛求的话则往往‘心理受伤’。”
“到精神卫生中心拿药都是我老婆”
“说我‘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我知道这就是说在委婉地、学术地告诉我‘你脑子有病’。”罗卫平说。他说，当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一个堂堂的庭长居然“有神经病”，如果传出去肯定是个“笑话”。
当时，在罗卫平看来，精神卫生中心绝对不能进去，更抗拒治疗，因为他无法相信自己真的生了这种病；但是病还是要治，药还是要吃，因为还有工作要做，还有老婆和孩子牵绊着。于是，他想出来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吃药自己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拿药让爱人去。
第2次自杀企图
“在近五年里我既不出门也不见人”
到了1996年五一节前后，经过药物治疗和自我心理调试的罗卫平终于重新看到了生命中的“阳光”，从“轻生的念头”中走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阳光”太短暂，仅仅4年之后，2000年7月，他的抑郁症再一次爆发，这一次来势更加凶猛，他开始了无数的计划着、研究着“怎么死”，而不再是“怎么活”。
“还是力不从心惹的祸，如果没有那么多亲朋好友用情感顽固地‘拉住了’我，认为自己真的不行了的想法，可能真的已经杀了我。”罗卫平说，在新世纪之初正是网络开始流行，原本擅长知识产权案件的他，再一次觉得“力不从心”，自己的英文不行，电脑不懂，他说自己有时在庭上不懂装懂。这种痛苦给了他更加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充斥着外语和高科技的新世纪抛弃了，他开始“故意”和同事疏离。
到了2001年，时年50岁的罗卫平退休了，他有了名正言顺地躲在家里的理由。在这一次新世纪开始的近五年间他既不出门，也不见人，连电视也不看，不断地在心里琢磨到底是“跳楼”，还是“自缢”……
“姐姐为了我专门学了心理保健师”
罗卫平说，他的爱人为了让他出去见见人，专门让他去楼下拿报纸，可是每次下楼之前却要在6楼的窗台往下看很久，直到确定没人才飞快地下楼，再快跑上来。
“姐姐是整形美容外科的医生，人在北京，可是为了我她专门学了心理保健师，还一次次来看我、开导我，我虽然理也不理，但我知道她在拉着我；朋友甚至是砸门进来，把我拖出去喝酒的，那些北大荒的兄弟用的方式尽管野蛮，但让我的情绪有了宣泄；我和爱人是做知青时的患难夫妻，我无数次看到过她偷偷掉眼泪，也是那些眼泪一次次打消我的念头……”回忆起五年来的经历，罗卫平感慨万千。
终于在2004年的10月中旬，经过药物治疗和心理调试再一次打败了抑郁症后，罗卫平“醒”了过来，他开始有意识的回归社会。作为回归社会的第一步，他专门到北京去看了哥哥、姐姐；接着又去了当年插队落户的北大荒找了老朋友。在2005年8月，罗卫平更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读了心理咨询师培训的第8期，并考取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开始为他人“医治”心灵。
现身说法
“我用经历打动自杀未遂的网瘾少年”
“半年来，我碰到的几乎都是‘钉子户’，其中有一个是第一次自杀未遂，随后又沉溺于网瘾的少年，今年在我的帮助下他考上了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罗卫平得意地说。要帮助这样的少年并不简单，为此罗卫平像“膏药”一样在网吧贴了少年两个月，慢慢地少年竟然被他打动。
“我用的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拿自己现身说法，否则走不进孩子的心；当我告诉他其实我自己有抑郁症时，他刚开始有些惊讶，甚至不信，可是当我讲了自己的事情后，情感上的共鸣很快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沟通开始了，很快，这个孩子回来了。”
对话罗卫平
“自信抑郁症已不能把我怎样”
记者：长达十年之久抑郁症，甚至还看过精神科医生，很多抑郁症患者最怕的就是别人知道，您为何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
罗卫平：我的隐私不值钱，但可以助人。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抑郁症患者和那些想要自杀的患者，坦然地接受他人的关心，科学地服药治疗，恢复后仍然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记者：您愿意在媒体上公开自己的隐私，需要很大勇气，您不担心被人另眼相看么？不担心别人对您指指点点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么？
罗卫平：其实，患上抑郁症以后，生命的体征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叫“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还是什么，说明大脑确实发生了问题，因此即使别人说也没什么不对。另外，得了抑郁症，其实就是“心灵感冒”，和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没有本质区别。
记者：您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患病经历中，是否有什么收获？
罗卫平：有很多收获，首先让我更懂得珍惜家人和朋友，他们付出了很多；另外，我最有成就感的收获是“久病成良医”，我现在可以去帮助他人了，而且我的这段经历还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这让我的价值再一次得到体现。
记者：您是否担心抑郁症再次发作？如果再发作您该怎么办呢？
罗卫平：对此，我并不担心。因为在两次发病中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认识自己，如果产生了初期症状该怎么处理，什么时候该看医生、该吃药，我会科学地处理，并且不再有顾及。既能认识自己，又不讳疾忌医，我相信抑郁症不能把我怎么样了。（张彩平）
（转载自《上海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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